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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普利斯科特，‘问吧。’”

    “普利斯科特指了指我的提包，问那是不是我的，我说是。他接着问我是不是每次去使馆都会带这个提包，我回答是的，问他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。他没理会，继续问我在过往六个月里有没有和苏联大使馆的任何人接触过，不一定是外交人员，司机，打字员和门卫也算。”

    “‘不，没有。’我说。”

    “‘普鲁登斯先生，你的生活一切正常吗？这听起来很奇怪，我明白，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欠下任何债务，有没有赌博习惯，又或者，有没有和哪位迷人的女士纠缠不清？有没有任何别人可以用来威胁你的事？’”

    “我可以感觉到冷汗冒出来了，但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，免得那美国人看出什么端倪。我在想亚历克斯和巴里手上的照片，想波兰领事馆那个多事的警卫，他报告了那个可疑的文件袋吗？他认不认得我是哪家报纸的记者？为什么巴里的文件袋会牵扯到苏联大使馆？我忽然记起了桌子右侧那个戴毡帽的男人是谁，那是军情五处的康奈利探员，八年前深夜敲开杜松街55号的门，把亚历克斯带走的那个。他刮干净了胡子，虽然被毡帽挡着，还是能看出来头发少了很多，但毫无疑问是同一个人。”

    “‘不，我想没有。’我回答。”

    “‘上星期你去了波兰领事馆。’普利斯科特说。”

    “‘还有五六个其他记者也去了。’我说。”

    “‘有人看见你走进了非开放区域。’”

    “‘那是我第一次去波兰领事馆，找洗手间，迷路了，一发现那是非开放区域就马上离开了。’”